文学地理学的想象与现实

从人类飞地到真实地理

顾名思义,文学地理学就是作家写作的地域背景。 通常是真实的地理,但这种现实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将真实的地理融入到作品中,甚至用真实的地名作为书名,如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和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 、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而书名中嵌入真实地名的例子还有更多,如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莱顿糖果》、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跳舞的人》等。法国作家似乎更喜欢《伊豆少女》,克劳德·西蒙的《佛兰德斯之路》,杜拉斯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耶连娜·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等等。

另一种方法是编造一个地名作为故事发生的地方,但这个假地名实际上是有真实地理支持的。 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福克纳。 他小说中的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虚构地名,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 这是根据福克纳家乡的位置在纸上建造的飞地。 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福克纳的家乡有一条Yoknapatawpha河,但在英语中,两个“Yoknapatawpha”的拼写略有不同。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自称是福克纳的弟子,他用同样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 作为其代表作《一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地,马孔多并不是完全杜撰的,而是以作家的家乡为背景的。 以至于在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家乡想发起全民公投,正式将小镇更名为马孔多,让世界各地的《百年孤独》粉丝将小镇视为旅游胜地。

我不知道这个愿望最终是否实现了,但这让我想起了云南的一件轶事,那就是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 说起来,香格里拉也是一个虚构的地名。 它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的世外桃源。 这部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被好莱坞拍成电影,香格里拉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 是的,我小时候听过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唱的:“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这可爱的香格里拉,我深深地爱上了它,我爱上了它…… ”我记得当时听磁带时用的是拷贝,拷贝的次数太多了,音质已经很粗糙了。 我不敢开大音量,邻居们听到了铺天盖地的声音,还以为我是流氓。 因此,香格里拉一直是世界各地游客心目中的旅游胜地。 然而,小说只将香格里拉描述为中国喜马拉雅山的藏区。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这个地方。 大约二十年前,云南中甸县率先宣布,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所在地。 周边几个同样处于云南、四川、西藏交界处的县猛然醒悟,意识到这是发展旅游业的极好噱头,于是纷纷宣布,你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 记得为了争夺这个地名,几个县在媒体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终,中甸被选中,县名成功更名为香格里拉。 更名后,当地的旅游业想必提振了不少。

我没有核实过香格里拉是否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变成正式地名的个案,但一个真实的地方因为一本书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并不罕见。 今年春节,我在纽约曼哈顿闲逛。 路过某个街区,一家商店让我下意识地停下来。 这立刻让我想起了杜鲁门·卡波特的小说《蒂凡尼的早餐》。 你猜对了,那家商店就是蒂芙尼商店,如果我今天说卡波特拿着这本小说去蒂芙尼索要一亿美元的广告费,懂行的人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天价的要价,再加上奥黛丽·赫本的同名电影,蒂芙尼公司可以再花1亿美元做广告,而不会遭受损失。 这就是文学名著的力量。 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居然在书名中免费插入了一个珠宝品牌,将其店面变成了宇宙中心曼哈顿的地理坐标。 蒂芙尼公司真的很幸运。 。

老酱油小玛德琳蛋糕

然而,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文学地理学还存在第三种情况。 以我自己的创作为例。 很长一段时间,我热衷于写纯虚构的地理小说,即把故事放在一个根本没有来源的地方。 ,现实中不存在特定的指向空间。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了四本小说,其中三本将故事置于想象的环境中。 我的处女作《赤裸的灵魂》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拟城市; 我的第二部小说《流浪的孩子》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拟城市。 在一个想象中的岛屿上; 最新的长篇《标本剥制师》发生在一座虚构的城市和一座虚构的岛屿之间。

至少有三四位评论家写道,虽然我的三部小说没有写地名,但他们仍然相信我写的是上海。 他们甚至武断地认为我的小说都是关于上海的。 原因是我没有写上海之外的上海。 我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了。 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反驳过它,因为我认为反驳它既不优雅,也没有意义。 文本一旦发表,总会有一种解释或另一种解释。 这是批评者的权利,哪怕是误读,也是他们的权利。 。

但作为作者,我心里清楚,我写这三部小说时,并没有以上海为原型。 确实,我从来没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生活过很长时间,但生活的半径并不等于想象的半径。 小说家坐在书房里,想象力可以到达宇宙最远的地方。

那么,我为什么不把小说的起源放在熟悉的上海,而是凭空发明一个不存在的地理呢? 这与我对文学的看法有关。 用抽象还原现实和用现实写现实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挑战,完成的任务也不同。 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迷上了《镜花缘》,喜欢那些奇幻虚构的地方,比如黑牙国、女儿国、君子国、胆子国,真是开启了我的想象力。 后来我读了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和博尔赫斯的怪异短篇小说,发现他们和李汝珍一样,也喜欢把地名弄得高度抽象。 虽然尤瑟纳尔和博尔赫斯他们喜欢把故事以一种做作的方式放在古代中国的一个夜晚,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去过中国。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这个词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地理,和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太大区别。

当然,他们和李汝珍一样出色,只是后者写的是神话,而前者写的是寓言。 我不想把小说写成神话,但寓言版本的小说更能反映人的处境,这很符合我的想法。 食欲。 在具体写作中,真实的地理或许也能完成小说的寓言,但虚构的地理无疑更适合寓言。 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我开始实施我的创作。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我个人的兴趣之外,作为一个所谓的前卫小说家,我或多或少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 前卫小说的很多叙事策略都是反故事的,有很多与传统小说相反的方面,比如零度写作、元叙事,所以高度抽象就成了它的特点,但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小说家。形式主义者。 当罗贝·格里特走红后,我就远离了他极端仇恨故事的叙事风格。 我当然尊重他的观念先锋,但读过《橡皮擦》这样的文字后,我再也不想读了。 第二次,我以静物为主角,光影为配角。 这种非人化的伎俩一次就够了。 我更喜欢抽象概念的小说,但文字却又更接近常态,所以虚拟地理、真实人物就成了我写作的折衷美学。 总之,虽然故事发生的地理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但其中的人物却必须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有爱、恨、苦闷、嫉妒、迟钝、惆怅、惊恐、喜悦。 贝壳,概括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命运。 这样的故事是抽象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空中楼阁。

但有一天,我突然想写一个以真实地理为背景的故事。 这个机会来得突然,堪比普鲁斯特的小玛德琳蛋糕。 读过《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都知道,一块叫小玛德琳的蛋糕掺上一勺茶有神奇的魔力。 它一放进嘴里,就出现了一个叫贡布雷的小镇。 出来:面对主街的灰色建筑,城市里的广场、街道和周边步行场所,然后是斯旺先生家开满鲜花的花园,维沃纳池塘里漂浮的睡莲,村民和他们的小屋,还有教堂周围的场景……可以说,小玛德琳蛋糕就是整个故事的引子。 没有这块蛋糕,就没有这部精彩的小说。

事实上,这种来自食物的魔力并非普鲁斯特独有。 很多人,尤其是外国人,都会被童年的味道所诱惑,产生舌尖上的思乡之情。 但对我来说,如果没有那盘农家自酿老酱油,可能写不出《东海岸纪事》这种以老浦东为背景的小说。

三十三岁时,我搬到了浦西静安区。 在此之前,除了在湖西奶奶家度过童年外,我曾在浦东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熟悉浦东未开发的历史。 套用那个熟悉的句型,我是看着浦东的城市化进程长大的。 但我对城市化的浦东不太感兴趣,否则我也不会离开浦东去浦西生活。

虽然浦西早已城市化,但高楼大厦后面蜿蜒的小路、烟纸店、煎饼摊和喧闹的小市场都是我最喜欢的市场。 发达的浦东,道路比国道还宽。 除了星巴克和高大的商业楼、写字楼外,已经没有了当地的气息。 这并不是说现代化的建筑和设施不好,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水泥森林中形成了坚固的屏障,人完全成为了建筑的对象。 配饰对我来说没有人文刺激。 我对太新鲜、太时尚的场景一向不感兴趣,也很少将其设定为小说的地理背景。

我有点跑题了,回到老菜酱油。 2005年左右,我在上海一家添加剂厂当工人时,同车间的老同事请我去吃农家菜。 我记得我带着我的父母和儿子,我所有的朋友都是你知道的,当我有机会吃到美味的食物时,我总是喜欢照顾家人。 一位老同事开车沿着延安路高架向虹桥机场驶去。 那是一个周末,交通有些拥挤。 经过虹桥机场后,我们又驱车前往郊区青浦,直到到达淀山湖附近。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就开车兜圈子。 车开进了一条农田间的小土路,路的尽头出现了一条狂野的河流,河边有几间没有商店招牌的农舍。 这是吃饭的地方。

我问一个老同事怎么能找到这么偏僻的吃饭的地方。 老同事指着附近的一个地方说是高尔夫球场的侧门。 我这个哥们和我差不多同时期离开工厂,开了一家化工原料公司。 生意做得很好,他也从一个乡巴佬变成了一个优雅的高尔夫球手。 我们坐在一个有纱窗的私人房间里。 上海的农家菜无非就是炒田螺、韭菜河蚌、白胡椒肺汤、红烧鳗鱼管、咸菜炒杂鱼,再加上紫苏蚕豆。 最重要的是用散养的老母鸡来炖一锅汤。 表面不会翻滚,不会滚动,上面会浮一层黄色的油。 当你舀起勺子时,一定要对着勺子吹气,否则会灼伤你的心尖。

吃鸡肉时,沾点酱油。 城市餐馆也有老母鸡汤,一般用鲜酱油或生抽作为蘸料。 这家农家饭馆的酱油倒在一个小陶碗里,沾上一块鸡肉,放进嘴里。 奇迹发生了。 我突然间他变成了普鲁斯特。 这种酱油是自制的,比市场上买的机制酱油浓稠,似乎还有一股臭脚味。 和很多很多年前我奶奶家吃的老酱油一模一样。 老浦东的记忆顿时充满味蕾:川阳河畔的奶奶家,奶奶家的围墙,结满果实的黑桑葚和无花果树,黑桑葚和无花果树上爬行的蚂蚁,琉璃桥,琉璃桥北小学、浦东中学、周角、父母在自家宅基地盖的房子、隔壁精神不稳定的女人、河边养鸭子的下棋老汉、釜三路上运菜的农民、人民群众会用气枪的杨家三哥,会射麻雀的杨家三弟,还有长得像子三四郎却有轻微跛行的潘家小儿子……

老酱油引发的对家乡地理、人事的记忆并没有随着这顿农家饭的结束而消失。 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倾诉欲。 这时,我知道,是时候为逝去的老浦东写一本书了。

所以,写《东海岸纪事》的最初动机不是在浦东,也不是在浦西,而是在我很少去的青浦。 当然,如果没有老同事那顿农家饭,也许还有其他机会唤醒我的乡愁,但确实是那盘老酱油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灵感。

我花了六年时间写《东海岸纪事》。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我还是喜欢抽象的地理,并没有给小说取名《浦东纪事》。 尽管故事发生的地方是真实的,但我仍然固执地使用不太具体的词“东岸”。 任何河流都有两个河岸。 除了上海的黄浦江外,还有广州的珠江、天津的海河、纽约的哈德逊河。 ,波士顿有查尔斯河,巴黎有塞纳河,东岸显然不是特指浦东。 之所以这样命名,除了前卫的后遗症之外,还有一个因素。 我觉得浦东这个地名不够性感,尤其是开发之后,它非常像暴发户的代名词。 如果改成一些性感的地名,比如伊斯坦布尔,比如耶路撒冷,比如布里斯班,比如约翰内斯堡,或者中国的北平、德令哈、满洲里、威海卫,我也许愿意嵌入到书名里、《布里斯班纪事》《约翰内斯堡纪事》还是《满洲里纪事》《北京纪事》》,多么美丽,多么撩人。

但我别无选择。 这些性感的地名都不属于我。 每个作家的地理都是一个承载一生的蜗牛壳,胡适的绩溪,鲁迅的绍兴,李劼人的成都,沉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的上海,老舍的北平,汪曾祺的里下河……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小说家不是地理学家,文学地理学是用来描述人类命运的,而不是相反。 所以在写完《东海岸纪事》之后,我又用虚构的地理写了《动物标本剥制师》。 我现在正在写的另一本关于上海的小说,则回归了真实的地理,以湖西地区作为我记忆中另一个完整的生活背景,作为故事的发生地。 我希望在这虚构与现实的交替中,构建自己的小说领地。

康科德作家地图及更多

文学地理学还包括一种情况,暂称为家乡地图。 2017年夏天和冬天,我去波士顿拜访了朋友。 波士顿真是一座迷人的城市。 除了哈佛和麻省理工这两所伟大的学校外,还有很多名气不那么出名但同样实力雄厚的大学,比如……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学院很容易混淆,还有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又译为卫斯理艺术学院和科学。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大学。 教学楼掩映在一望无际的植物之中,天鹅漂浮在蔚蓝的湖面上。 在水上,它简直就是一个公园而不是公园。 韦尔斯利学院是宋美龄的母校。 学校档案里有她的一些遗骸,但她的名字并没有被记录为杰出校友。

夏天的时候,波士顿市中心有一种水陆两用的船。 当地人称之为鸭子船。 它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两栖作战。 战后,这项技术被转入民用。 来波士顿的游客都会搭车。 鸭子船先行驶在大街上,然后驶入查尔斯河,只需一个多小时即可尽览市中心全貌。 我在船上就在想,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模仿,为什么他们不模仿这个旅游项目呢? 至少我们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上还没有见过这种水陆两用船。

波士顿一切都很好,只是冬天真的很冷,完全无法忍受,上海冬天也很湿冷,但我不穿秋裤没有任何问题。 我在波士顿做不到,所以我买了秋裤并穿上。 当我走到外面时,我的膝盖仍然像被冷得裂开了一样疼。 所以冬天的查尔斯湖上没有鸭子船,但如果能耐得住严寒,冰天雪地又是另一番风景。 我去了波士顿的很多景点,比如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哈佛大学的玻璃花陈列室。 但夏天和冬天我唯一去的地方就是瓦尔登湖。 事实上,这个湖不再属于波士顿市,而是属于剑桥市。 事实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也属于剑桥市。 从广义上讲,剑桥市也属于大波士顿地区。 它因利用它而闻名。

瓦尔登湖很小,没有韦尔斯利校区的湖大。 夏天去的时候,水很清澈,有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有人在湖里游泳。 湖边有一条很窄的小路,沿途不断出现指示牌。 走了一刻钟,森林中出现了一片空地,那是梭罗小屋的废墟。 机舱已经彻底倒塌。 几根石柱用铁链拴住,将场地围起来。 中间是一堆瓦砾。 梭罗在这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

距遗址一公里处,后人按照原貌重建了小屋。 不远处有一家梭罗书店,据说是书店。 事实上,除了少量不同语言的《瓦尔登湖》外,主要出售与梭罗有关的文具。 和工艺品。 冬天再去的时候,瓦尔登湖完全被冰封住了,还有人在湖上行走。 这次,我特地在行李里放了一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瓦尔登湖》。 该版本是根据耶鲁大学的完整注释版本翻译的。 作者为梭罗研究所所长、现任作者克莱默。 中国大陆百余种《瓦尔登湖》译本中最好的版本之一。 我把这个版本交给了梭罗书店的店员。 戴鼻环的胖女孩一开始以为我要卖给她,但当她发现这是礼物时,她欣喜若狂。

我告诉她,这是你们店里唯一的中文译本,希望能长期保存,不要卖掉。 戴鼻环的女孩同意了。

半年后,我偶然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 作者我不认识。 好像是一位大陆学者正在波士顿访问。 他还去了瓦尔登湖,偶然在梭罗书店看到了华东师范大学。 《瓦尔登湖》的版本。 他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他能感觉到字里行间的惊讶。

瓦尔登湖所在的区域位于康科德小镇。 不要低估这个小镇。 《一位女士的肖像》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称其为“美国最伟大的小地方”。 除了梭罗之外,爱默生、霍桑和路易莎·奥尔科特都出生、生活和去世在这里。 康科德有断头谷公墓,这四位文学巨匠安葬在同一个山坡上。

爱默生的代表作是《论自然》。 他是梭罗的导师和亲密朋友。 梭罗在瓦尔登湖旁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并借用了爱默生家族的林地。 对于美国来说,爱默生有点类似于法国的伏尔泰或者中国的胡适,他们都属于大启蒙运动。 他是康科德的灵魂。 他所倡导的超验主义主张人类意识,认为人是自己的上帝,人类世界就是宇宙。 投影,爱默生所说的“世界缩小为一滴水”。 霍桑的《红字》和奥尔科特的《小妇人》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还有玛格丽特·富勒,她也是康科德作家团体的重要成员。 她的《小妇人》《湖上的夏天,1843》知名度较低,但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她之所以没有与四位同事合葬,是因为她死于海难。 除上述外,创作《白鲸》的赫尔曼·梅尔维尔和创作《草叶集》的惠特曼等重要作家也在康科德生活和工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十九世纪文学史的大部分成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康科德和另一个相邻城镇列克星敦都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地。 如果说康科德民兵通过武力结束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那么在文学和思想上,康科德作家的超验主义催生了美国文艺复兴,完成了与英国古典文学的决裂。

如此一座小城,却展开了如此壮丽的文学版图。 协和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伦敦一个叫布卢姆斯伯里的街区也有一张作家的地图。 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的家是一间沙龙;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作者; 爱德华·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作者; 舍伍德、写出007系列的弗莱明,还有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罗素和诗人艾略特,还有上面提到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他是一位因反对“反派”而被批评的美国作家。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立后成为英国公民——和康科德一样,布鲁姆斯伯里也是一群有着相似价值观的作家基于才华聚集在一起。

当然,作家地图并不是外国的专利。 中国也有,比如三国时期的竹林七贤。 例如清代扬州八怪,以书画家为主,但也写诗、文章。 事实上,“八”是虚拟的参考,实际规模更大。 又如民国时期的上海。 还有一个作家地图,暂定为虹口作家地图,以内山书店和工彩咖啡馆为聚会地点。 召集人是鲁迅,他的同事有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冯雪峰、柔石、尹……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家都很熟悉,还有远道而来的萧红、萧军。 总而言之,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有趣的话题。